①图为《农民日报》报道乡镇企业的旧报纸。 本报记者戴军摄
②图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白沟箱包集团公司。 本报记者戴军摄
③图为春雷造船厂。 资料图
大事记
乡镇企业的前身是发轫于上世纪50年代的社队企业。在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有的省份提出了“县县发展工业，乡乡举办工厂，社社积极参加”的口号，大力发展“社队工业”。江苏无锡春雷造船厂曾被认为是一家社队企业。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及劳动热情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粮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连上新的台阶。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首先得到了迅速发展。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对家庭办和联户办企业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至此，乡镇企业结束了初创阶段，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新的历史时期。
1984年至1988年乡镇企业全面高速发展。1989年至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缓，许多企业苦练内功，调整结构，渡过了难关，迎来了又一次快速发展时期。1992至1994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国发（1992）19号和国发（1993）10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
1995年以后乡镇企业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1996年我国历史上首部保护和规范乡镇企业行为的法律《乡镇企业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乡镇企业的规划和管理从而走上了法制的轨道；三是乡镇企业东西合作进程加快，地区差异拉大的情况有所缓解。
新世纪以来，乡镇企业内涵外延不断变化，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不断提升。到2017年底，乡镇企业总产值85万亿元，乡镇企业从业人数1.64亿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华章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乡镇企业都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仅是因为它继“包产到户”之后进一步解放了乡村生产力，推动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更因为它在整个国民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向的过程中，充当了“马前卒”与探路者的作用。
40年改革，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在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里，从普通家庭不断宽裕的手头上，透过高速行驶的列车车窗……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乡村的巨变有目共睹。作为乡村工业化起点的乡镇企业，不仅是这些成就的直接参与者、贡献者，在经历了时间与市场大潮的历练后，本身也从稚嫩一步步走向成熟。
如今站在乡村振兴的新方位上，乡镇企业这一独特的经济组织形态，对于我们谈论中国经济该往何处去、如何跨越“历史的三峡”的思考，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民创举：
“草根工业”的兴起
在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有一座设计简朴的博物馆——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这里保存着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珍贵资料，记录着中国乡村经济经历的点点滴滴，被认为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每年都会迎来大批的参观学习者。博物馆所在地春雷社区，原本是苏南一个普通的小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曾因一家社队企业——春雷造船厂声名远播。那时的“社队企业”，指的是“公社和农业生产大队所创办的集体企业”。
在绝大多数农民刚刚吃饱肚子的时候，这家藉航运而起的社队企业早早做到了户均收入千元，实现了家家有电灯、户户用拖拉机和人人享受合作医疗的美好生活。周边的村落眼看着春雷村办企业致了富，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春雷造船厂的故事就像神话一般，吸引着农民们的目光。上世纪80年代前后，各方面限制有了松动的迹象，广大农村便迫不及待地发展起了以社队企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有的最初就是从泥瓦篾匠组成的手工作坊开始，产品逐步扩展到了各种日用品、工业品。10年过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类似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当地GDP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但可以跟当时的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甚至达到了可以抢人才、抢技术的地步。
乡村工业的兴起有着历史的必然与逻辑。一方面，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需要，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后几乎瞬间释放出来的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聚，逼迫着中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于是，野草般顽强生长的乡村企业出现了。
费孝通在八十年代初考察江苏小城镇发展的时候，对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在文章中写道：“社会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
社队企业就如一根魔法棒，在长期沉闷单调的农村点开了一扇神奇的窗户，涌进了大量新鲜空气，给不甘囿于黄土地的广大农民带来了崭新的希望。到1978年，率先起步的江苏省，社队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63亿元，占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20%。1981年，江阴社队企业工业总量就已超过了市属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句话，反映的正是当时社队企业的红火景象。
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本身也是在计划经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即使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改革之后，靠市场调节的社队企业也依然是在“挖国有经济的墙角”还是“一个新的改革方向”的争论中发展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后来中央专门派了调查组，调查回来的结果是，其雇佣的140人中，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他们所得到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水平，这些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邓小平批示了几个大字：“先不要动他。”也正是这几个字，给了当时刚刚冒头的民营经济以生长的机会。
1984年初，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名为“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3月份，党中央、国务院便批转了这个报告。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肯定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方向，并且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像对国有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也是从这时起，四个轮子（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一起转，六大产业（农工商建运服）同发展的局面开始形成。
东南沿海地区的很多小城镇行动最快。每天一大清早，就能听到路上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农民从四面八方的村庄汇聚而来，浩浩荡荡奔向镇上的布厂、羊毛衫厂、塑料厂、针织服装厂。有的地方，在乡镇企业上班的农民比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还多。
1985年，曾被称为华夏第一县的无锡，工业总产值超过50个亿，乡镇企业贡献率占84个百分点。超过了青海、宁夏、西藏三个省、自治区工业总产值的总和。到了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495万人，总产值7018亿元，实现利税892亿元。
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
异军突起：
相对“最优”的力量
有人说，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农村现代化相对于城市化是一种“次优”选择。在适应市场方面，以社队企业为前身的乡镇企业相对于私人企业而言，是另一种“次优”。然而，当我们换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把经济、社会的因素纳入观察，并从变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这种“次优”或许就变成了“最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这种相对“最优”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能量。1991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一万亿元大关，与当年的国营企业平分秋色，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农村经济的主体。
在经历了1989～1991年整顿提高之后，不少乡镇企业苦练内功，强化管理，大力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到国外寻找市场。无形之中，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使乡镇企业与国际大家庭日趋融合。
这一时期的乡镇企业已不再是往日土头土脑的样子，大家你追我赶，形成了一种大干快上的“四高”（高速度、高起点、高投资、高效益）“四大”（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大提高）新局面。
1992年，江苏第一家省级乡镇企业集团——红豆针纺集团诞生；
1994年，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1995年，浙江省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在广交会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
到1996年，有5000多家乡镇企业达到了国家大中型企业的标准。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35亿人，增加值近1.8万亿元，实现出口交货值6008亿元，利税总额6253亿元，其中从业人员和利税总额分别是1978年的4.8倍和56.8倍。
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相比，这一时期中西部乡镇企业的落后非常明显。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对中西部乡镇企业的税收、贷款、人才以及东西部经济联合等优惠政策作了详尽说明。
1993年2月18日，《农民日报》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要的就是比翼双飞》。文章指出，东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腾出一部分商品市场，一些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从而带动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
1996年4月9日，《农民日报》又刊登了一篇题为《陕甘宁乡镇企业“幼树成材”》的消息，说的是先天不足的陕甘宁乡镇企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分别成为本省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当时类似的报道很多，在某种程度上为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的成功做了注脚。
1997年，乡镇企业历史上的“三件大事”在头三个月里就迫不及待地发生了。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公布实施；14日，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乡镇企业工作会议；3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文件。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更加迅猛的势头，生产服务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从日用消费品生产到生产资料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许多产品在行业中所占比重还很大，比如原煤占40%，水泥占40%，食品饮料占43%，服装占80%。这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三分之一，全国税收的五分之一，全国出口交货值的三分之一都来自乡镇企业。
从“异军突起”到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再到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转制为个人独资、混合制等形式的民营企业并融入开放型经济大潮。一大批乡镇企业通过深化改革、资本经营，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嬗变，并且轰轰烈烈地加入到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乡镇企业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使得乡村工业化成为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转移就业。正如费孝通总结的：中国历史长期延续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亿万农民在没有国家投入的情况下，自我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据统计，八九十年代约有一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乡镇企业，相当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30年间中国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总和。
乡镇企业还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基础动力。由于乡镇企业的主体是工业，大批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从客观上促进了工业小区和工商聚集的小城镇的建设。在丝绸古镇江苏盛泽，短短四五年的时间，人口总量就突破了10万，较之前几乎翻了一番。这种影响延续至今，如今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多数特色小城镇，也基本都是得益于那个时期奠定的基础。
乡镇企业也是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乡镇企业从发展伊始，就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以工补农、建农带农为己任，在国家尚未大规模支持农业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1978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每年有三四百亿元的补农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
乡镇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开放所提供的宝贵经验还不仅于此。当乡镇企业从计划经济夹缝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时候，靠的是什么？企业不吃“大锅饭”，职工不捧“铁饭碗”，干部不坐“铁交椅”。这种机制使乡镇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连同乡镇企业自主快速的决策机制，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自负盈亏的约束机制，酬效挂钩的分配机制，都为我国经济领域改革以及其他领域改革提供了借鉴。
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成为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导队伍。这些由农民兴办的乡镇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秉持着“要素从市场中来、资源配置由市场来定、产品到市场中去”的理念，在城镇化战略发轫之前，率先打开了一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从农业向非农转移、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的通道，走向市场、走向开放。
四十不惑：
乡村振兴路上的一支劲旅
四十年的改革之中，乡镇企业对整个社会认知的影响是持久并且潜移默化的。一些老牌乡镇企业始终秉持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发展理念，不断寻找着更科学更高效的发展道路，其中相当一批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着转型升级，以更好地适应未来。
从乡到城，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从五小工业和建筑建材，到一般性制造业，到三农关联型和特色优势型产业；从集体办厂到民营经济，到中外合资；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工业园区，从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到重视绿色GDP……经过40年的市场沉浮，乡镇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地域分布以及发展格局都在变化，经日打磨，更加稳健成熟。
以江阴为例，2017年7月31日，江阴市上市公司协会成立，200余名企业“大佬”济济一堂，其“身价”相加数字惊人：这座县级市的上市企业总市值竟然超过3000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起步于乡镇企业。
随着时间的流逝，乡镇企业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说到乡镇企业，主要强调乡村集体经济举办，要在所有制。现在，乡镇企业这个名词已逐步融入到民营企业这个大概念之中，体现为由农民举办或地处乡村，利用农村资源，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乡村民营企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不断向农村延伸拓展。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脱胎于乡镇企业的现代乡村企业发展，有了更加充分的条件。
现代乡村企业面临的外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质量兴农要求发展不同于过去传统农业的新式农业，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其次我国过去的农业产业主要集中在生产，第二三产业相当弱小，而未来社会需要一二三产业融合，从而带来巨大的机会；再次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挖掘具有特色的产业、文化、生态资源等。所有这些，都非常适合中小民营企业来组织和经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一年来，现代乡村企业可以说表现不凡。除了老牌乡镇企业的大力参与外，一批新的力量正在萌生，踊跃地加入到了创造乡村美好生活的行列中。
一大批新业态新产业在乡村大地上发芽：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发展休闲观光园区、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等，利用电商平台，发展地方企业，打造品牌，促进增收。乡村的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也吸引了众多有心的企业家去开拓、去深耕。
乡镇企业吸纳乡村劳动力的能力依然强劲，在脱贫攻坚中表现突出。资料显示，到2017年底，乡镇企业总产值85万亿，乡镇企业从业人数1.64亿人。在乡镇企业发展充分的地方，农民并不需要外出打工。大部分乡镇企业发挥自身吸纳农村劳动力的独特优势，除优先安排有就业能力的贫困农户务工，确保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外，很多企业还拿出一定数额资金扶持贫困村发展项目，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助力贫困村民脱贫。
乡镇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成就也可圈可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型农民企业家走向海外，将沿线国家的土地、水源、空气等优质农业生产要素与中国农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相结合，促进着当地农业农村的发展。从一个小纺织作坊开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一件护士衫风靡全国的红豆集团，就在柬埔寨西南部一片海边荒地上创建了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现在已有入园企业125家，厂房120栋，2.1万人在这里就业，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样板园区。
如今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产业和经济组织多元的基础更加坚实。但作为农民就地进入二三产业的重要载体，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力量，乡村城镇双轮驱动的重要支撑，乡镇企业依然保持着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那份明显的乡土性和内生性。近些年，乡镇企业还逐步减少了与城市企业的趋同性，与三农的关联度更加紧密，呈现出了回归农业农村的典型特征。
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将智慧与汗水挥洒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浇灌着乡村的一人、一事、一物的成长。40年来，乡镇企业一步一步地，也是目标坚定地，从“草根经济”成长为硕果满枝的大树，不间断地滋养着一方乡土。从这些泥土中成长起来的企业中，从这些庄稼地里走出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真切看到了乡村振兴光明的未来。
